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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九華山佛教
清代佛教政策繼承明代。清帝王雖然對喇嘛教十分推崇,但對漢地佛教也極力崇信。世祖順治曾召玉琳國師到京說法,并命選僧15OO人從其受戒,以表示對漢族地區(qū)佛教的扶持。其次,圣祖康熙出巡常住名山巨剎,并賦詩題字、撰制碑文,以示對佛教的興趣濃厚。
康熙四十三年 (1704),朝廷派包衣昂邦赫奕、內(nèi)侍李環(huán)、太仆寺少卿格爾芬到九華山進(jìn)香,“賜銀三百兩”。次年又賜御書“九華圣境”。四十八年(1709)再次派內(nèi)務(wù)府廣儲司員外郎烏爾胡到九華山進(jìn)香,并賜銀百兩。乾隆三十一年 (1766),乾隆帝賜御書“芬陀普教”,并遣欽差普福(江寧布政使)朝山進(jìn)香。
地方官府也對九華山佛教以大力支持。清初,九華山戒壇乏人,安徽巡撫(曾任池州知府)喻成龍親往浮山(安徽樅陽縣境內(nèi)),三請興斧和尚來九華,“始獲提倡宗風(fēng),敷演戒律”。
由于官紳和信徒的捐助,清中葉全山新建和擴(kuò)建了眾多寺宇,化城寺?lián)碛?2所寮房,其中一些寮房又自稱“禪林”或“禪院”,后相繼分衍出祇園寺、百歲宮、東崖寺等叢林,寺僧達(dá)三四千人之多。周赟在《九華山志·化城寺僧寮圖記》中寫道:“天下佛寺之盛,千僧極矣。乃九華化城寺,當(dāng)承平時,寺僧且三、四千人。寺不能容,則分東西兩序;又不能容,各分十余寮至六、七十寮之多。于是各立門戶”,“香火之盛甲于天下”。
清咸豐三年至同治二年(1853~1863),太平軍與清軍激戰(zhàn)于九華山一帶,加之太平軍的反佛行為,大多數(shù)寺宇毀于戰(zhàn)亂之中,化城寺周圍僅剩1O余所寮房。但佛教主剎化城寺住持,傳至步云禪師已309代。據(jù)2007年發(fā)現(xiàn)的步云禪師墓志銘記載,步云禪師于道光十八年(1838)圓寂,足見禪宗在九華山的傳承十分悠久。
此后,清廷陸續(xù)用30多年時間恢復(fù)九華山佛教。光緒年間,朝廷向九華山甘露寺、百歲宮等寺3次頒賜《龍藏》各一部。紳商及信徒也競相捐輸。光緒十五年至十七年(1889—1891)貴池信士劉含芳經(jīng)手募緣修建化城寺的錢幣即達(dá)16300余緡(1緡為古幣一千文)。當(dāng)時修復(fù)的寺院20余座,并興建了一些茅蓬、精舍。至清末九華全山有寺廟達(dá)15O余座,其中有名的新寺是旃檀林、九蓮庵、天然庵、天池庵、華云庵、吉祥寺、心安寺、松樹庵、西竺庵等。祇園寺、甘露寺、東崖寺、百歲宮四大叢林開始形成。
清末,九華山佛教對外擴(kuò)展交流已發(fā)生,或依托本山本寺積累的資本,在外地建寺院或購買不動產(chǎn)(如莊田);或依托本山本僧的名氣威望,兼任他地寺院住持,如智妙等。
清代九華山佛教以禪宗為盛,其中臨濟(jì)、曹洞二宗相峙,以臨濟(jì)宗占優(yōu)勢??滴趿辏?667)臨濟(jì)名僧玉琳(通琇)國師朝禮九華,傳教說法,受他的影響,其高徒宗衍建的“上禪堂”,洞安建的“甘露庵”(甘露寺的前稱)均先后成為叢林。明末清初,臨濟(jì)僧人古澗從普陀山來九華,住蓮花洞數(shù)十年,倡導(dǎo)農(nóng)禪,皈依者日眾,遂成叢林。咸同年間(185l—1875)百歲宮住持僧寶悟同江南諸寺的寶初、寶月、寶印等被禪門稱為“臨濟(jì)四寶”。清《高僧傳》稱他們是“弘演化道”,“一時宗匠”。清末,江南禪門“五老”之一的清镕(冶開)、近代高僧虛云等各傳禪道于九華,一時宗風(fēng)大盛。
曹洞一系,入清以來在九華山漸有崛起。釋明雪(瑞白)住持聚龍庵,是清初有名的宗師,為曹洞宗云門系第二十八世。光緒年間,祇園寺住持大根是曹洞宗有名的禪宿。其后,釋寬慈、寬揚(yáng)等相繼整肅禪規(guī),繼續(xù)保持“臨濟(jì)宗、曹洞法”的狀況。百歲宮從釋明雪起,“演二十八字”,自成一系,發(fā)展為曹洞宗的另一分支。至清末、民國初住持僧月朗被尊為第四十一世傳人。
清代九華山僧人中能詩工書者有杜多、敬簡、力堂、心靜、塵空、了然、神駒等。名僧有洞安、明雪、興斧、隆山、圣傳、月霞、寶悟、大根等。